岑岩：从“等同SARS”到“等同流感”，从“等同装配”到“等同BIM”

2020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打乱了几乎所有人的计划，我们都“宅家”了近两个月，也促使人们放慢了工作和生活节奏，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事物的本质是什么？”。笔者也深切地理解了，为什么牛顿因疫情“宅家”九个月，连“三大定律”都发明出来了——太无聊了！

面对这场建国以来“传播速度最快、范围最广、传染性最强”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很快控制住了疫情。

“等同SARS”

这场抗疫中表现最好的是深圳市、上海市、浙江省。三地都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等生，并且都在2003年SARS中吃过大亏。以深圳为例，是采取了“等同SARS”的方式来应对。

2019年12月底，香港的媒体就非常关注武汉暴发“类似SARS不明肺炎”的消息；到2020年1月4日，香港政府已经将这种新型肺炎列入法定传染病，并发布了“按SARS医治”的医学指引。深圳首例病例发生在1月8日，一家6口前往武汉探亲后返深，多人发烧前往社康中心就诊，接诊的社康医生表现出高超的医术和责任心，一问“从武汉回来、反复高烧、干咳”，立即作出了“疑似新型肺炎”的判断，启动了“等同SARS”处置流程，让患者和接诊医护人员带上口罩、对诊室进行消毒，立即将病人转送港大医院隔离病房，并及时上报区疾控中心；区疾控连夜上门，将患者家里其余人员同步送院隔离，并将楼栋彻底消毒。在严密的防护措施下，接诊和转诊的医护人员及病患所在楼栋无一人受感染。香港大学袁国勇院士团队是参与过2003年SARS战役的“老将”，立即全力以赴，给该组病人进行了SARS、MERS、H1N1、H7N9等测试，结果都是阴性；在1月11日公布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后，袁国勇团队仅用半天就自制了“测试盒”，证实该家庭一家7口全部测试呈“阳性”。深圳市政府立即决定启动应急程序，清空市第三人民医院（传染病应急医院），将一家7口转入。经流行病学调查核实，一家7口只有6人去过武汉，剩下1人已经证实是“人传人”，深圳市政府即刻向钟南山院士和上级疾控部门报告。

钟南山院士1月16日来深圳第三人民医院实地走访，掌握了第一手资料。钟院士1月18日前往武汉时反复追问“到底有多少病例”“到底有没有人传人”，原因就在于深圳给钟院士提供了“实锤”证据。钟院士1月20日公开宣布新冠病毒可“人传人”，李兰娟院士据此提出“武汉封城”，对遏制疫情传播起了“决定性”作用。

深圳市抗疫应对措施，体现了深港两地的密切合作。医护人员的专业诊断，“等同SARS”的医学指引，政府部门周密部署、果断处置，应对过程非常“优秀”，受到了领导和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肯定。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和美国权威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报告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等同流感”

反观欧盟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新冠肺炎的危害估计不足，认为只是个“大号流感”，采取了“等同流感”的策略。在疫情初期基本上缺乏预警，没有发布严格的“居家令”，没有叫停大型公共活动和商业活动，没有储备防疫抗疫物资。偏偏新冠肺炎的传染性非常强，传播途径非常“诡异”，可谓“专治各种不服”，结果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无一幸免，纷纷“中招”，感染人数和病亡人数一再创出新高，截至5月2日，全世界确诊人数已超330万，美国确诊超110万例，至今仍然没有达到峰值。

其实对付“未知传染病”，最有效的还是“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实施“社交隔离”措施；大力探索有效治疗方案，特别是研制疫苗才是治本之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等同是一个不错的“系统哲学”的解决方法。对于我们认识还不那么清楚的事物，如果将其“等同”于我们比较熟悉的事物，这样我们能够制定预案，并不断通过实践去修正。从这次深圳、上海、浙江等省市（包括香港）抗疫经验看，“等同SARS”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反之，欧美国家“等同流感”应对策略就吃了大亏。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迄今为止，我国这次抗疫战争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胜利。总结起来，首先是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党中央一声令下，发起了对抗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4万多医护人员奔赴武汉，不怕牺牲、英勇奋战，铸就守护生命的“血肉长城”。其次全国几千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勇于担当，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相当于将全国按社区重新“格式化”，而且顺利按战时管理秩序“重启”，这个太不容易了。第三，我们有移动、联通、电信和有线电视四大运营商，有华为为核心“4G+5G”移动互联网，有阿里云、腾讯云等世界一流云计算基础设施，支撑了几亿家庭的网购、几亿员工的“远程办公”“远程会议”需求，支撑了几亿儿童的“远程教学”需求。正是这次疫情给我国“移动互联网+云架构”的极限测试，证明了我国的移动互联网和云架构达到了世界“超一流”水平，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联合国宣布采用“腾讯会议”举办数千场“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会议”；中日两国小学生共同采用钉钉上课，出现了“山川异域、风月同钉”的奇观。相形之下，英国首相也号召全英民众居家办公，结果第二天通讯网络就发生了大规模“过载崩溃”。第四，经过十多年电子商务的战火，我国有淘宝、京东、顺丰等世界一流电商和配送系统，确保了武汉“封城”期间近千万人的生活必需品供应，确保了全中国14亿人民宅家的生活必需品，这也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成就。第五，中国人民有家国情怀，识大体、顾大局、守纪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国14亿人自愿居家隔离2个月，确保了抗疫战争的伟大胜利。

从“等同现浇”到“等同装配”再到“等同BIM”

笔者在疫情前，1月15日写下《从等同现浇到等同装配》一文（本刊2020年1～2月合刊刊登），原计划节后继续，无奈天意弄人，耽误了几个月。经过几个月的“抗疫战争”，特别是美国政府一波又一波“起诉中国”“要中国割地赔款”，和各个发达国家“产业链脱钩”的声浪，感觉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作为装配式建筑的升级版数字建造和BIM技术应用问题。

BIM技术建基于电脑单板机时代。1974年BIM创始人Eastman教授就提出了BIM定义——“在建筑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以此设计、施工、运营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简称模型”。这就是BIM的初心。但是在我国实践的过程中，很多人就把BIM理解成为“BIM软件”或“BIM技术”了。认真分析其深层次原因，是因为国内现行建筑管理制度被我国“小农意识”和“苏联计划经济”束缚多年，已经习惯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搞“大而全”“小而全”。搞设计的不懂生产，搞生产的不懂采购，搞采购的不懂施工，搞施工的不懂运维，每个工程项目都是“碎片化”管理，根本无人负总责。体现在BIM上，就是“各自为政”，各个环节各自“翻模”，谁也不服谁，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孤岛”、重复劳动，效率低下，基本没有“正向BIM”。至于各个软件之间通过IFC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更加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我国实施了10多年的BIM战略，花费了数百亿元，只是在国外软件产品上作了“二次开发”和应用，并未掌握核心技术，就连设计、采购、施工、运维全生命周期数据打通如此“卑微”的要求，也被各种“高大上”的国外软件公司所鄙视。

相比之下，国外设计师基本上都是实施“正向BIM”，并没有出现我国这种大规模“翻模”、搞“数据孤岛”的现象，值得广大从业人员深思。不但如此，这些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的结果，是国产基础设计软件基本上“全军尽墨”，在BIM行业排名前三名的Autodesk、Bentley、CATIA三大公司都是外国品牌，市场占有率超过95%，基础设施数字化设计的命脉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并且近年来，国外主流的软件公司已经开始采取了“云战略”，今后“盗版”即将无法继续；在使用“云架构软件”创建的模型，全部都要存储在国外的服务器即“云”上，对我国的信息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隐患。

其实，经过多年的血的教训，笔者认识到BIM和数字建造遇到的问题，与建筑工业化和装配式建筑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其解决方案应该是从“等同现浇”到“等同装配”再到“等同BIM”。之所以提出讨论“等同现浇”问题，并不是对“现浇”工艺有什么看法，相反，笔者个人倒是觉得应当响应聂建国院士的号召，将“工业化现浇”作为当前“装配式建筑”的主流发展方向，才是合理的。“等同现浇”的问题，除了技术局限性，最大的问题是，基层的技术管理人员照搬照抄了隐藏在“现浇工艺”名义中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管理的陈规陋习，这样就将本来是属于工业2.0的“装配式建筑”和“建筑工业化”降维到工业1.0的以“现浇工艺”为名的“农业化管理”。

解决之道其实也简单，就是以装配式建筑为模板，将建筑划分为预制构件、现浇段、结合部三个部分（可按需要增删）即可。对纯现浇建筑可采用合理划分现浇段，并将现浇段“等同”构件即可，这样就可以将所有的“构件”在设计图上进行编码，并将编码信息写入RFID或二维码中，即可对整个建筑“升维”作为“装配式建筑”进行管理。通过“标准化扫码”的操作构建建筑质量进度监管系统，从而达到“等同BIM”管理系统。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在移动、联通、电信、有限电视四大运营商的网络上，以华为“4G+5G”移动互联网为基础，以腾讯云、阿里云等为基础云架构，按“等同BIM”管理系统来建构我们自己的数字建造平台和技术体系，这样可以有效规避欧美日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追责赔款”狂潮和“产业链脱钩”的风险，并且可以将我国的数字建造纳入国家“新基建”的伟大事业中，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编辑：奚雅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