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你的意思是政府管得太多了？

　　苏：对，管得太多了。不但管太多，而且要求过高。我觉得北川老师的自杀事件，可能大家是低调处理的。但是我们去都江堰看到那些重建干部的的确确双休日是没有的，的的确确几乎每个晚上都12点钟，而且是没有人理解，从上到下没有人理解。因为大家会认为，比如城建干部，房子不是你们批的吗？你们当时怎么没有要求我们做全梁啊？这样房子倒了。包括说你们重建的速度是不是够快呀？所有的批判都在他们身上。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把这种“等靠要”思想拿掉，从媒体角度的。用自强、自建，然后给他们提供更过的技术支撑，告诉他还有其他可能性可以这么建。就像西南交大也是从专业角度，他发明了，然后他去告诉老百姓说这种方法是安全的、可行的，这种方面是很要害的。当然砖头加小全梁究竟他是便宜的，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在绿色、在劳动、在单一建材的量的保证上是有他的问题的。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在灾后重建中有很多大喜大悲的问题。要非常清醒才可以。

　　记：“集成化建筑”在灾区推广老百姓接受吗？

　　苏：老百姓看的多，接受的少，但这个跟钱有关系。很多老百姓告诉我，假如是政府统规统建按这个标准建他们是双手赞成的。假如他们自己掏钱建这个房子，他们是心里打鼓的。我们现在接的单子基本上是成都市周边流转合建的。他们的参照系是以前800块钱、1000块钱那种别墅。他可以花2000-3000块钱就可以造起来，这他可以接受。但是假如你拿600/平米的这个标准这个自建（已经有可能自建了），那他还要去购买房子去完成自建，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然我们说灾区的市场非常的复杂，我们有年收入上百万的，也有农家乐和冷水鱼养、花卉养植的农户，也有还不起一年3000元贷款这种农户。任何产品的创新，假如在中国找不到市场，那它就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对这种产业化建筑在灾后重建能够发挥他的作用是非常有信心的。怎么说这样的产品在市场中间都会有需求。

　　记：你参与了都江堰整体规划，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些？

　　苏：有关都江堰这里面内部存在很多的争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应该在政府层面来讲的，我自己还是觉得这次的都江堰的规划还是有他的创新意义。从最早操作模式上集中了“9+1”模式，由全球的聪明来参与到一个世界遗产地的规划，这是一个创新。在整个规划中遵照了原来的地域文化、山水格局，把传统的老祖宗留下的都江堰的浇灌功能、历史文化用商业方式把它强化起来，对于二环线以外的重建以及对于聚源新城的定位有过很多的讨论，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方向还是比较务实的，既能够被老百姓接受，又能被各级政府接受。

　　记：那你们是如何去平衡这几方的利益关系？

　　苏：这一点上规划师做了大力的平衡。毫无疑问这里面有一些利益的冲突，这些都很技术的。我们看到结果就应该还是挺好的一个结果了。比如说，都江堰能不能做工业，比如说聚源新城要多大，比如说是不是要提高到全部都是绿色建造的标准，再比如，这个轻轨线路的选择，这些不是我们跟他们（政府）的关系，因为规划师是以一个技术人员的身份介入，他协调的是几个利益主体的关系，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政府各部门和当地的居民，不同的部门之间都有很多利益的协调。对于这些冲突，我们秉持的方式就是既要看得远，又要马上能够用。

　　这多方的关系都要同时满足当然是有困难的，这中间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大的定位的问题，也包括像都江堰在成都市的修建是什么定位的问题，它跟其他区县的地位，政治地位的倾斜这些平衡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落实到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就是哪里可以重建啊？重建政策是怎么样的啊？拆多少啊？什么样的标准可以拆呀？包括未来马上政府会扶持哪些产业啊？哪些产业会提供很多的劳力就业啊？在这些方面还是做了很深的调研和总结的。

　　因为规划这个职业有自己的职业准则，因此有事东西我不能说得太多，现在政府成都规划局已经在公示了，那么公示的时候大家还可以提不同的意见，要把规划单位看做一家，面对民众，而不是说把规划单位看成内部的一系列学术争论，然后拿出来再说，我觉得这个不利于我们集中意志来做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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